2005年9月16日下午1:00广岛大学综合科学部佐藤 正樹先生为我校师生和留日归国学者做了关于什么是综合科学的报告。报告主要围绕以下内容进行:
“什么是综合科学”的问题,仅用“各类学术领域的集合体”作答是远远不够的。诚然,综合科学系有很多领域。即将成立的“综合科学研究生院”也涵盖多类学科。其中包括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统计学、心理学、语言学、地理学、社会学、哲学、伦理学、文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科学史学、神学等。而且还包括环境科学、脑科学、行为科学、社会史学等等。
但以上这些只不过是科学领域的简单罗列。是一个拼凑、是一个“百货店”。 综合科学研究生院如果是一个没有有机联系的拼凑、罗列、集合体就不必存在。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整体上看,广岛大学是一个甚具规模的“大拼凑”,其他院系包含了这样一些学术领域。作为广岛大学的缩小集团的研究生院是没有必要刻意组建的。
综合科学系和综合科学研究生院无疑是多种学科相间并蓄。但它是根据一定的原理和办学思想组合的一个有机整体,并不是杂乱无章、生拉硬凑的“科学百货店”。换句话说,这些学术领域正是统一在“综合科学”这个原理下组织运行的。而且,这个组织在当今社会意义深远。关于这一点,以下我将以“什么是综合科学”为题,谈谈我的想法。
首先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大学制度的历史吧。
现代的大学制度起源于十二、十三世纪的欧洲。University起源于中世纪拉丁语ūniversitās,它的意思是“组合”、同业组合的意思。如同铁匠铺、肉铺的组合一样,大学这种组合在十二、十三世纪即中世纪的欧洲诞生了。同业组合的结构是由“师傅”、“工匠”、“徒弟”三种身份构成的。青少年当徒弟,跟随年轻的工匠学习技艺,之后成为工匠。成了工匠就带着满徒证明书远游修业。远游时探访各地的师傅,磨练技艺。经过长期远游再重新回到自己师傅的门下,接受考试。如果合格便获得当师傅的资格。
大学也是这样。教授相当于师傅,助教相当于工匠,学生相当于徒弟。在中世纪欧洲,学生要么成为神职人员(Geistlicher),要么成为神学者。学生不是在同一所大学学习,而是远游四方,在各个不同的大学修业。和同业组合的学徒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学生远游将知识也传播了开来。
学问本身无疑具有细分化、专业分化性质。不妨给大学下一个探索“真理”这样的定义。老师和学生们都是为探索“真理”而走到一起来的。这里产生了“离经叛道”。老师所言、书本所言、古代神父所言不能心悦诚服,一切真的如老师所说的那样吗?书中是否有错?伟大的神父教导是否与时代不符?抱着这样的疑问,苦苦思索、追寻答案、找寻根据,对老师、书本、神父的学说产生怀疑并找寻新的答案。这是一种对于定论的离经叛道、探索真理的必然归结的一种离经叛道。接受教育与离经叛道,这便是学术研究的本质。
离经叛道意味着建立新的学说。这样以来,神学必然产生不同于正统神学的新的学问。如果说神学一直贯穿着基督教精神的话,学问必然脱离正统神学,脱离神的学问,从宗教的价值观解放出来,即带上“世俗化”的倾向。
在日语里“学问”有两个意思。一是指跟师从先生、从书本那获得的知识,一是指按照一定的原理系统化了的知识和方法(参见《日本国语大辞典(第二版)》小学馆)。
汉语里的“学问”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懂汉语,还要向大家请教。在中国古人那里,“学”和“问”似乎是联系在一起的。《周易》曰,“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学”为“聚之”即“聚集”的意思,“问”为“辨之”即“识别”、“分别”、“分类”,善为善者、恶为恶者的一种分类。这是《周易》的主张。
这种思想非常有意思。“学问”正好比采集植物。采集各类植物并对它们进行正确的分类。“学”和“问”就是这样解释的。
日语里的“学”叫作“manabu”。“manabu”来源于“manebu”即“模仿”的意思。按老师所说的去模仿、按书本所写的去模仿,模仿古代先人的学说,就是这样一种工作。模仿只不过是一种“采集”。暂且不论好与坏、对与错,只管收集、模仿定论,这便是“学”的本质。
“问”在日语里叫做“tou”,是提问题、解答问题的意思。“问”是因为产生了疑问、疑惑。《周易》所说的“辨”即是明辨是非曲直再做分类的意思,其中包含辨别是非这样一种思考过程即怀疑与疑惑。这样看来,中国古人的解释和日语的“学”与“问”意思基本相同。
总之,学问的本质就在于,先是模仿、收集定论,再与定论保持距离,以怀疑的态度对待定论,提出问题、解答问题。如果说大学是探索“真理”的场所的话,那么就必然是往返于“学”与“问”的循环运动当中了。
大学在中世纪欧洲诞生的时候只有神学这一种科目,但逐渐细分化、专业分化,其契机正在于学问的本质。当然最终形成了当代大学各种各样的“系”。现在的系的形成理由仅以神学和学问的本质是说明不了的。为培养国家干部需要成立特殊的系,学术研究的进步也需要成立新的系。
对于繁复分化的学术领域和科学,十九世纪末德国哲学家亨·李凯尔特提出了分类方法。在《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Kulturwissenschaft und Naturwissenschaft)(初版于1898年)一书中,李凯尔特将各种学问、科学分为“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这两大类,即俗称的文科和理科。他认为文化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精神”,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的“现象”。但这种分类过于笼统,李凯尔特本人也承认二者之间存在着“混合形式”(Mischform)。比如说心理学就带有难以划类的性质。
这种学问、科学的分类方法以后得到了修正,文化科学又分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这种三分法几乎通行了一个世纪。人文科学探索人类精神,社会科学探索社会现象,自然科学探索自然现象。医学是以人为对象的,但将人体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属于自然科学。语言学放宽到语音学考虑的话,也许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现象,但从唯独人类具有语言这一点看,它属于人文科学。
三分法是不够的,其中涵盖了无数的学术领域。仅以语言学和物理学为例,要对其专业领域进行说明是太庞大了。当今语言学家这个称呼等于言之无物,必须进一步解释是什么方法、立场才能使人明白语言学家的意思。
文学也是如此。“文学”的说法太空泛了。比如说中国文学专家。中国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唐代文学研究?还是上古文学研究?还是中国小说史研究?再限定一下范围,是李白专家还是明代小说专家?必须这样细细划分才说得清楚。科学正是经过这样一个无限的细分化的历史走到了今天。
经过这样的细分化和专业化,研究有了深入,使各个领域得以开发、精炼各自的研究方法。但是这里也有缺点。不言而喻,细分化了的专业与专业之间的关系、学问之间的联系不复存在了。但世界是联系着的统一体,并不是由零散的要素构成的。
另外一个缺点是,学术研究的细分化和精巧导致其成果达到了一般人难以理解的程度。要真正理解德国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就必须要懂得阿诺尔德·勋伯格的音乐理论才行。现代最尖端的物理学成果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为什么火箭可以飞向宇宙?精通其结构的人是极有限的。因而,某一科学成果对我们的生活是好是坏、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就很难断定。而某一科学成果对所有人来讲好坏的价值判断在当今已至关重要。
要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必须调动各个学术领域。比如,文学研究和语言学会为我们确定作品的时代和区域,同时会为我们搞清街头艺人的历史。印刷品的价格难以搞清楚,这也许是历史学或者社会史、文学史的研究课题。大家也许认为,各个领域有各自的专业学者,由这些专家协作研究即共同研究就足够了。这种想法没有错。但据我个人的经验看,共同研究在相同研究领域的框架内或许有效,但在横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个领域的情况下,往往是各自研究成果的堆砌、成了没有联贯的展示柜台。其成果多以“论文集”的形式公布于世,不相关联的论文编成了一本书,读者阅读起来也不免困惑茫然。那么,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呢?
指引我走向“综合科学”的是瑞士历史学家雅克布·布尔克哈(Jacob Burckhardt,1818-1897)的著作《关于世界历史的考察》。这本书是布尔克哈十九世纪末在瑞士巴塞尔大学授课时的讲义、纪录笔记。虽是一百年前的旧著,现在也很容易搞到手,也没有丝毫的陈旧之感。
作为文化史学家,布尔克哈留下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等多部巨著。这本书探讨了如何使文化史这门学问独立的问题。所谓文化史,是广泛研究文化的各个侧面撰写其历史的学问。但文化涉及范围广泛,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凡是构成文化要素的都要有所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撰写文化的历史。因为文化是具有拒绝细分化科学研究的性质的。只要闭锁在历史学、文学、艺术学、天文学、医学等个别科学研究之中就不会产生文化史。
这就要求突破个别学问的框架,不是仅仅停留在自己得心应手的领域,要走出去,要开始其他不同领域的研究才行。布尔克哈就是这样思考的。
但是一个学者不可能是全能的天才。不仅如此,要诚实从事研究,学者就要把课题限定在视为自己本行的研究上,努力在其领域留下光辉的业绩。学术发展日新月异,昨天的定论已保证不了就是今天的定论。学者要深入研究、不断钻研,才有新的发现。但这样一来,无论何时也只能了解自己的本行领域,编撰文化历史只能是缥缈的梦想。那么怎样去做呢?
布尔克哈劝告人们,“成为一个博物家(dilettante)吧”。我把这个劝告理解为“有勇气成为一个博物家”、“不要惧怕当一个博物家”。这正是我思考的“综合科学”的第一步。扎实研究你的擅长领域即专业领域,推进深入你的专业研究,在你的专业取得被人认可的研究成果。但是,自己本行的专业研究无疑是与其他多种多样的领域相关联的。要研究上边提到的德国古歌谣,文学专家就要批判地继承地球物理学、犯罪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史等研究成果,将它们吸收到自己的研究中去。我不是历史学者也不是气候学者,但如果说我只在一个文学专家的理解范围内研究这首歌谣,那便等于放弃了自己的责任。
诚然,作为一个学者时时要保持一种极其谦逊的态度。必须倾听他人的意见,充满自我批评、宽容灵活的精神。这种态度当然也会使学者感到胆怯。地球物理学、气候学、犯罪心理学、法社会学都有各自优秀的专家,自己不过是这些不同领域的门外汉。既然是门外汉就不会精通这些领域的真知灼见。所以加入到不同的领域就不免有所过失。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还不成熟何谈涉猎其他领域?这种尝试未免太莽撞。
布尔克哈批评了这种胆怯。他劝告人们立足于本专业领域又要走出去,学习不同领域的东西,扩大自己的见识,进一步深化自己。在不同领域里虽是门外汉、业余爱好,但何不向那些专家请教?
研究某一对象时需要吸收什么样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呢?根据研究对象当然要有所不同。下边谈谈怎样才能搞清这一点。
我认为关键是空想力、想象力。想象的力量会告诉我们需要涉猎什么样的不同领域。但大凡空想和想象都是无秩序的,没有一定的方向性。茫然地想象不会变成研究的动力。使旺盛的空想和想象秩序化,使人以谦虚的态度学习不同领域知识的正是“教养”。“教养”最强有力的源泉就是书籍。接触更多的书籍也许只能成为一个博学家。但博学一旦触及到空想、想象,就会使动力秩序化,引导人们去关心不同的领域。教养使人知书达理、使人谦虚,教养使无序的空想能量有序,给人以推进力,带进不同的领域。
以上就“综合科学”的学术态度谈了我的看法。这是很清楚的。各种科学、学术领域决不是散在的,是密切相关的。正如同人类要共生存、相互帮助一样,孤立的学问是不存在的。只不过学问深奥,各有名称、看似孤立而已。是否认识到学问和人类都不是孤立存在这样一个明确的道理大有不同。是否在此认识的基础上从事研究就更有所不同。这种认识的实践就是综合科学。
最后,让我们简单地考虑一下为什么现代需要“综合科学”这个问题。
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依然面临着许多难题。地球环境、能源问题、粮食危机、人口增加、犯罪的增加与凶恶化、不知名的细菌、青年的孤独与道德颓废,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举不胜举。这些问题是以“人类”、“环境”、“文明”这三极为焦点,相互影响而出现的。人类为了丰富生活创造了文明,借用文明的力量改变了环境。但现在环境给人类带来各种各样的影响,开始向人类文明挑战。同时,人与人、文明与文明不断冲突,时而相互厮杀。这一切错综复杂,很难断定原因,对未来的影响也是未知数。责任在哪里也不明确。某一区域发生的问题不仅仅局限在那一区域,会给更广泛的区域乃至全球带来影响,这也是二十一世纪所面临的问题的特点。
佐藤 正樹先生生动的演讲得到了到场的全体师生的一致好评,演讲结束后在场的教师和学生向佐藤 正樹先生提出了许多问题,佐藤 正樹先生也做了详细的解答,并期待着有一天大家能到广岛大学来共同钻研学问。